律师随笔
7年前被“误诊”感染艾滋病，如今能否为被扰乱的生活讨个说法？
作者：姚志斗 律师 时间：2017年12月18日
【案例】
钟某计划2009年5月1日和女友结婚，为了对女友负责，戒完毒的他决定去做婚前检查，血样经当地疾控中心送检至省疾控中心检测，2008年末，检测报告单下来显示血液为HIV-1抗体阳性，也就是钟某感染了艾滋病毒。这个噩耗打乱了钟某原本的计划和生活，因为钟某曾有吸毒史，且检测部门为权威部门出具，钟某对检验结果深信不疑，从此开始了“等死”的生活。
七年中，钟某的未婚妻子怀疑自己也感染了艾滋病毒选择不告而别，家中两位哥哥也没有来往，而自己也身心俱损。但在七年中，钟某一直没有艾滋病人症状，钟某于2015年12月25日抽血复查，结果显示其HIV抗原体复合检测为阴性。
钟某找到省疾控中心，他们对样本库中钟某2008年的血样进行了复查，检测结果仍为阳性。也就是说出错可能与血样检测登记信息漏洞有关。
从2016年年初至今，钟某都在为自己失去的七年“讨个说法”。他多次要求省疾控中心、市疾控中心给他一个道歉。然而事情过去一年多，他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收到。
12月初，许多媒体注意到了钟某，事情才开始有了转机。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决定免费为他提供法律援助。按照钟某的意愿，他们提起了民事诉讼，将市疾控中心列为第一被告，省疾控中心列为第二被告。起诉书中，钟某主要诉求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艾滋病检测网络中更改错误登记信息；第二，一份书面的道歉；第三，赔偿从2008年至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
【案例分析】
·疾控中心检查错误属于误诊吗？
首先我们所说的误诊并不是指医生对于某些疾病的诊断有偏差，而是指诊断结果和病人实际所患病情不同，并且对病情施以无效或者错误的治疗，导致病情延误或者恶化，给患者造成不良后果。通常来说判断误诊需要考虑：诊断当时是否具有准确的诊断条件，医院的等级和所处的地域以及医院作出的错误判断，并进行的治疗是否给患者的身体造成了损害等。
并且严格来说，疾控中心是由政府举办的实施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的公益事业单位，不属于医疗机构，且对钟某没有治疗行为，应当不属于误诊的情形。
·钟某如何索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三十四条 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因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过错给钟某造成了精神损害显而易见。根据《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行政机关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并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基于钟某与疾控中心的服务合同关系，钟某也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主张民事赔偿。
·另外除了民事赔偿法律责任外，做出误诊的当地疾控部门和工作人员，还可能进一步被追究相应的行政乃至刑事责任。
根据钟某所述，事实上，钟某有很多机会，可以早点知道自己并未患上艾滋病。《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四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进行医学随访。”
2008年至2015年期间，钟某在市某区疾控中心共进行了13次医学随访，但却由于长期注射毒品，导致血管萎缩，该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七年来都没成功采集钟某的血样，这七年来，他一次CD4细胞检测都没做过。（CD4细胞是艾滋病病毒的主要攻击对象，正常成人的CD4细胞为每立方毫米500-1600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CD4细胞可能会出现进行性或不规则性下降，通过观察CD4细胞检测结果，可以很快判断出被检测者是否患有艾滋病。）因为规定只有CD4检测证明是艾滋病才能享受低保，所以钟某每次医学随访都去了，而区疾控中心的医生在他手臂上抽不出血，也未发现什么异常，但还是给他开了低保需要的证明。这个艾滋感染证明，让他也一次次地给自己心理暗示，“每年都检查，哪还能弄错”。导致钟某的生活受到巨大影响，利益遭受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九十七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所以说，如果上述“误诊”行为，构成渎职性质的“玩忽职守”，还可能涉嫌玩忽职守罪。
被误诊为艾滋病的事件虽然概率不大但至今为止也不止是钟某一个，而对于被误诊的当事人来说，由此造成的严重伤害和后果是无法预估的。因此，对于这种误诊，绝不能因其概率小便掉以轻心、麻痹大意，而要想确保做到这一点，除了事前的谨慎小心，事后的全面严肃问责追责，同样不能缺席。
钟某计划2009年5月1日和女友结婚，为了对女友负责，戒完毒的他决定去做婚前检查，血样经当地疾控中心送检至省疾控中心检测，2008年末，检测报告单下来显示血液为HIV-1抗体阳性，也就是钟某感染了艾滋病毒。这个噩耗打乱了钟某原本的计划和生活，因为钟某曾有吸毒史，且检测部门为权威部门出具，钟某对检验结果深信不疑，从此开始了“等死”的生活。
七年中，钟某的未婚妻子怀疑自己也感染了艾滋病毒选择不告而别，家中两位哥哥也没有来往，而自己也身心俱损。但在七年中，钟某一直没有艾滋病人症状，钟某于2015年12月25日抽血复查，结果显示其HIV抗原体复合检测为阴性。
钟某找到省疾控中心，他们对样本库中钟某2008年的血样进行了复查，检测结果仍为阳性。也就是说出错可能与血样检测登记信息漏洞有关。
从2016年年初至今，钟某都在为自己失去的七年“讨个说法”。他多次要求省疾控中心、市疾控中心给他一个道歉。然而事情过去一年多，他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收到。
12月初，许多媒体注意到了钟某，事情才开始有了转机。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决定免费为他提供法律援助。按照钟某的意愿，他们提起了民事诉讼，将市疾控中心列为第一被告，省疾控中心列为第二被告。起诉书中，钟某主要诉求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艾滋病检测网络中更改错误登记信息；第二，一份书面的道歉；第三，赔偿从2008年至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
【案例分析】
·疾控中心检查错误属于误诊吗？
首先我们所说的误诊并不是指医生对于某些疾病的诊断有偏差，而是指诊断结果和病人实际所患病情不同，并且对病情施以无效或者错误的治疗，导致病情延误或者恶化，给患者造成不良后果。通常来说判断误诊需要考虑：诊断当时是否具有准确的诊断条件，医院的等级和所处的地域以及医院作出的错误判断，并进行的治疗是否给患者的身体造成了损害等。
并且严格来说，疾控中心是由政府举办的实施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的公益事业单位，不属于医疗机构，且对钟某没有治疗行为，应当不属于误诊的情形。
·钟某如何索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三十四条 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因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过错给钟某造成了精神损害显而易见。根据《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行政机关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并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基于钟某与疾控中心的服务合同关系，钟某也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主张民事赔偿。
·另外除了民事赔偿法律责任外，做出误诊的当地疾控部门和工作人员，还可能进一步被追究相应的行政乃至刑事责任。
根据钟某所述，事实上，钟某有很多机会，可以早点知道自己并未患上艾滋病。《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四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进行医学随访。”
2008年至2015年期间，钟某在市某区疾控中心共进行了13次医学随访，但却由于长期注射毒品，导致血管萎缩，该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七年来都没成功采集钟某的血样，这七年来，他一次CD4细胞检测都没做过。（CD4细胞是艾滋病病毒的主要攻击对象，正常成人的CD4细胞为每立方毫米500-1600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CD4细胞可能会出现进行性或不规则性下降，通过观察CD4细胞检测结果，可以很快判断出被检测者是否患有艾滋病。）因为规定只有CD4检测证明是艾滋病才能享受低保，所以钟某每次医学随访都去了，而区疾控中心的医生在他手臂上抽不出血，也未发现什么异常，但还是给他开了低保需要的证明。这个艾滋感染证明，让他也一次次地给自己心理暗示，“每年都检查，哪还能弄错”。导致钟某的生活受到巨大影响，利益遭受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九十七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所以说，如果上述“误诊”行为，构成渎职性质的“玩忽职守”，还可能涉嫌玩忽职守罪。
被误诊为艾滋病的事件虽然概率不大但至今为止也不止是钟某一个，而对于被误诊的当事人来说，由此造成的严重伤害和后果是无法预估的。因此，对于这种误诊，绝不能因其概率小便掉以轻心、麻痹大意，而要想确保做到这一点，除了事前的谨慎小心，事后的全面严肃问责追责，同样不能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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